李洁非在《对“暴力”的迷恋，或曰撒旦主义——20世纪文学精神一瞥》（《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中国“落后”于西方所造成的巨大焦虑使人们的思想被一种“从文化上根本感觉不足”的冲动所支配，对一切破坏古老秩序的行为趋之若鹜，滋生和推广了20世纪文学中的暴力倾向。中国文坛充斥着毁典的冲动，直至发生了“文革”那样的“毁典运动”，其余风今日尚存。这个由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直接造成了文化与文学的粗鄙化。必须改变文坛对美的嫌憎和对丑的偏爱，否则，中国文学在文学意义上的真正复兴便无从谈起。
对于宋高宗屈杀大将岳飞，当今学者大都认为宋高宗违背了宋朝自太祖以来不杀大臣的传统，如台湾学者王德毅《宋高宗评》一文认为：“宋太祖有不杀大臣的誓约，宋朝士大夫颇津津乐道，岳飞位至枢密副使，是国之大臣，最后赐死于大理寺，乃高宗假秦桧之手而杀之，有背祖宗的圣训。”大陆学者王曾瑜、何忠礼等也持相同看法。但顾宏义在《岳飞之死与宋太祖“不杀大臣”誓约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岳飞被杀与否，与宋太祖“不杀大臣”之誓约实不相干，因从宋朝有关史料上分析，此处所谓“大臣”，实指文臣士大夫，而不包括武将在内。岳飞被杀，实际是赵宋王朝自太祖以来忌疑武将的祖宗家法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董明在《明清时期琉球人的学习汉语汉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一文中说，明清时期，琉球指现在的日本冲绳县，那时尚未纳入日本版图。明初，琉球始与中国建交，当时汉语和部分汉语书面语语料在该国已有所传播。此后，琉球对汉语汉文化的需求愈加迫切，曾先后至少16次派人到中国留学，并在国内兴办教育，推广汉语汉字，以改变文化的落后面貌。清朝时，琉球一如既往，重视汉语汉字的学习，除继续大力兴办各类学校外，也像明代一样不断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琉球留学生除官生以外，还有勤学人。这些留学生成了维系中琉友好关系和在琉球继续传播汉语汉字与中国文化的中坚力量。
李钧在《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统》（《学术界》200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80年代以后，为促进中国学术现代化和学界的自觉，一些学者开始对学术史即所谓“学统”进行整理。在建立“现代学统”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该注重的是，有哪些资源可以汲取，也就是在方略上要以“建构”为主，而不是一味“解构”。王国维对中国现代学统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他标举“超政治”、“超功利”的学术本位思想，怀抱不唯书、不唯上的实事求是精神，采用拿过来、开放性的比较研究方法，具有辟蹊径、启山林的标新立异胆识，更兼求同声、宽异己的自由竞争原则，且身体力行，为中国现代学统奠定了一方坚实基础。
张锦池在《论〈金瓶梅〉结构方式与思想层面》（《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金瓶梅》写故事的由来和结局，是以“悌”起、以“孝”结，反映了作者用以“讽世”的主要思想武器是“仁”和“天理”，属小说的哲理层面；其写西门氏的兴衰过程，是以“金”兴、以“瓶”盛、以“梅”衰，从而“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属小说的社会层面；其用以结构情节的主要线索，是以西门氏的盛衰为明线、以权奸们的荣辱为暗线，旨在说明“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的结果，是于国则破，于家则亡，于个人则难以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属小说的政治层面。因此，《金瓶梅）是以写财色交易之罪恶为表、钱权交易之罪恶为里的社会文学，乃举世鲜匹的“人间喜剧”。西门庆和蔡京实乃作者笔端一对为非作歹的孽生子，一明一暗的两个中心主人公，一个是钱的符号，一个是权的符号，他们之间的钱权交易构成了罪恶的符号。
王开玺在《天朝中心论与跪拜礼仪》（《河北学刊》2001年第1期）一文中说，清廷的天朝大国思想意识，是由中国自身政治制度、统治阶层政治意识、社会历史、普遍的民众意识层面及中国周边某些国家认可、西方国家自身行为的影响等各种历史因素的综合凝结。跪拜礼是由古人的坐演化而来，要求外国使臣以跪拜之礼觐见清帝，不符合近代国家关系的发展趋向。但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中国人自己的认识、反思，而不是外交的强迫，更不是武力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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